中国历史灾害信息识别与分级方法新探——以清代方志灾异记录为例
胡鹏;马烈;刘铭;郭静;基于541种方志、15712条清代灾异记录,提出一套新的、全灾种的历史灾害信息识别与分级方法。首先,以自然灾害的社会影响为标准,按照“人重于物”和“群体重于个体”原则及“财产→民生→社会”层次,构建一套历史灾害信息识别和分级指标体系。该指标体系包括灾害种类、财产损失、民生窘迫和社会凋敝4个核心指标,另有农业丰收1个修正指标,以及25个次级指标。其次,在历史灾害记录的空间处理方面,提出“城市中心整合法”,按照定位观测站、划定观测区、整合历史记录等3个步骤设置观测站、整合记录,并给出相应的具体建议。最后,重建了北京等21个观测站1644—1911年的年度灾害等级序列,分析了观测站点的空间范围对灾害等级序列重建结果的影响,并认为应优先选择30千米空间尺度,40千米和50千米空间尺度也可作为备选项。
1895—2000年温州地区梅雨序列重建与分析
成赛男;温州地处我国梅雨雨带南缘,其梅雨天气气候表现独具特色。综合利用历史时期日记资料与现代器测资料,根据温州气候特征,结合雨日、温度、“伏旱”等条件设计历史时期梅雨识别方法,重建1895—2000年间的温州梅雨特征序列。总体来看,过去百年温州地区的梅雨气候特征表现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梅雨出现由弱到强的转变。与长沙站点对比发现,当梅雨雨带偏南、偏强时,两地梅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的强弱变化一致。过去百年温州梅雨强度与东亚夏季风强度呈一定的负相关关系。
唐宋时期地理志体例与作为文化及地理观念的“中国”
彭丽杰;唐宋时期地理志形成了以《禹贡》“九州”为框架叙述王朝版图的体例,《隋书·地理志》开创了通史地理志“九州统州郡”的体例,《晋书·地理志》则形成了断代地理志常采用的“州郡溯九州”的体例。《通典·州郡》在《隋书·地理志》“九州统州郡”的体例基础上,创建了以“九州+古南越”为纲的地理志编纂体例,并为《文献通考·舆地考》所继承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《太平寰宇记》等断代地理志采用了“州郡溯九州”的体例,但部分地区的建置沿革可溯源至九州之外。通过对“九州”这一稳定地域结构的继承和把现实疆域纳入这一结构当中,史家构建了以“九州”为核心的“中国”地理空间,展现了作为文化观念的“中国”融合“夷”“夏”并超越“夷”“夏”的多元性。
《大元大一统志》的流传
乌云高娃;刘泽元;《大元大一统志》的编纂,始于至元二十二年,至大德七年完成,稿本长期保存于秘书监,初期未经允许,不得阅读。至正六年后,该志于杭州刊刻,根据刻本反映的信息,可知其与辽、宋、金三史的编纂印制密切相关,均为顺帝推行“更化”,实行文治的产物。后来,该志曾于多地刊刻,印数较多,流传较广。明代编纂《永乐大典》《大明一统志》等书籍时广泛引用该志。该志在民间未见藏书家著录,但在方志中多有征引,表明其在明时仍有留存。清时该志散佚,仅存部分残卷。该志对后世方志编纂具有深刻影响。
清后期《肇域志》稿抄本递藏考述
雷平;曾侨;《肇域志》稿本在顾炎武去世后,经徐乾学、徐元文、粤东李氏、杭州许祖京家族递藏,亡佚于太平军二陷杭州之役。然而该志亡佚前已经形成了阮元抄本、缪梓抄本和蒋光焴抄本三个系统;亡佚后,在三种抄本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多种传抄本、辑抄本,形成了一个复杂的“稿本—抄本—辑抄本”传衍谱系。顾炎武手订的《山东肇域记》稿本,经黄丕烈收藏后失载,但形成了何元锡抄本、王雪舫抄本两个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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